《一个夏天在中国》历史原版、现代德文版与中文出版版
——关于“世界看中国”系列的思考
文／吴伟东
欧洲中国历史文献保护协会发起人
这些年，我在欧洲的旧书店、拍卖行和私人藏书中，陆续收集了许多关于中国的古籍。
它们大多出版于十七至十九世纪：有传教士从中国寄回欧洲的书信，有外交官和旅行家的见闻，有汉学家的研究，也有关于中国天文、地理、音乐、礼制、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系统记录。
这些书有的装帧精美，有的已经残破；书页泛黄，铜版插图依然清晰，纸张带着时间留下的气息。它们曾经在巴黎、莱比锡、罗马、伦敦和柏林的书桌上被人认真阅读，如今又静静地来到我的书架上。
我常常问自己：这些书为什么值得被重新发现？它们与今天的中国又有什么关系？
后来我逐渐明白：因为它们保存着世界认识中国的原始目光。
中国从来不是一座孤岛
中国文明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。
早在十六世纪后期，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便进入中国。此后，越来越多的欧洲传教士、外交官、旅行家、商人和学者来到中国，或者通过来自中国的书信、地图和文献了解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家。
十八世纪，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长期生活在北京，研究中国的音乐、礼制、历史和科学。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则把中国与欧洲视为欧亚大陆两端的文明高峰，认为双方各有所长，应当彼此交流、相互启发。
这些欧洲人来到中国的目的并不完全相同。他们之中有人肩负宗教使命，有人执行外交任务，有人出于商业利益，也有人怀着强烈的学术兴趣。他们的记述中既有真诚的理解与赞叹，也难免存在时代局限、文化误解和个人偏见。
然而，当我们重新阅读这些文字时，仍然可以看到一个重要事实：在十八世纪的欧洲，中国曾经被如此认真、如此广泛地研究。
在许多欧洲人的文字里，中国不是一个模糊的东方符号，而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、成熟制度、伦理传统和连续文明的国家。
历史不应只有一种声音
有人认为，外国人写的中国历史更加客观；也有人认为，外国人的记录带有西方立场，不值得信任。
我并不愿意简单地站在任何一边。
历史从来不是独白，而是一场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对话。中国学者有自己的时代背景，外国作者也有各自的文化立场。有人强调反思，有人强调自信；有人带着殖民时代的眼光，有人怀着真诚的理解与敬意。
因此，问题并不只是“这段历史是谁写的”，而是我们是否允许多种历史材料和不同观察角度同时存在。
当我把十八世纪法国人记录的中国、十九世纪英国人和德国人的旅行见闻、清代中国档案以及现代学者的研究放在一起时，我看到的并不是简单的对立，而是一面面彼此映照的镜子。
中国在不同的时代，被不同的人观看。这些目光中有赞叹，有误解，有偏见，也有惊奇。正是这些复杂而多样的历史目光，帮助我们更加立体地认识自己的文明。
为什么要做“世界看中国”系列
我策划“世界看中国”系列，并不是为了证明外国人的记录一定更加公正，也不是为了否定中国学者的研究。
我想做的，是恢复一场曾经真实存在的文明对话。
例如：
- 1697年，莱布尼茨在《来自中国的新消息》中讨论中国与欧洲的文明关系；
- 1735年，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首次出版四卷本《中华帝国全志》，系统介绍中国的历史、地理、政治、科学、宗教和社会生活；
- 1779年，钱德明的《中国古今音乐论》在巴黎出版，向欧洲读者系统介绍中国音乐理论与乐器；
- 十八、十九世纪，大量欧洲旅行家、外交官和记者继续记录他们亲眼看到的中国。
这些著作并不代表历史的全部，却保存了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侧面。
如果这些古籍永远停留在欧洲旧书店和私人书架上，它们便只能成为少数收藏者手中的旧物。只有经过整理、研究、翻译和出版，它们才能重新进入公共文化生活，成为今天的读者可以阅读和讨论的历史资料。
从一本古籍到几十万读者
“世界看中国”并不是一个停留在书斋里的设想。
多年前，我在欧洲发现了德国记者保罗·戈德曼的《一个夏天在中国》。这部作品记录了作者1898年在中国旅行期间的亲身见闻。
当时，这部书使用的是一个多世纪以前的德语。为了让现代读者能够重新理解它，我对原著进行了整理，并将其转换为现代德语。后来，这部作品又被翻译成中文，于202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中文书名为《1898年的夏日——一个德国记者的中国观察》。
该书出版后受到众多媒体、学者和普通读者的关注，一度登上相关图书排行榜榜首，国内销量达到数十万册，并被各地图书馆收藏，拥有了大量读者。
这段经历让我更加确信：一部沉睡百年的历史文献，只要得到重新发现、认真整理、准确翻译和广泛传播，就能够跨越语言与时代，再次进入人们的精神生活。
一本在欧洲旧书店中被遗忘的古籍，可以连接一百多年前的中国、今天的欧洲收藏者、中国的出版社以及千千万万当代读者。
这正是我继续从事这项工作的原因。
收藏的意义不在占有
我始终认为，收藏的意义不在于赚钱，也不在于把珍贵的书籍永远保存在个人手中。
收藏真正的价值，是发现它们所保存的历史信息，并让这些信息重新为公众所认识。
然而，面对数量不断增加的古籍和历史资料，仅靠一个人的力量完成鉴定、编目、保护、数字化、翻译、研究和出版，是非常困难的。这项工作需要长期投入，也需要收藏家、学者、翻译家、修复专家、图书馆、博物馆、大学和出版机构共同参与。
因此，我决定推动成立欧洲中国历史文献保护协会，希望以个人收藏为起点，逐渐建立一个开放的文献保护与合作平台。
我们希望发现和保护散藏在欧洲各地的中国历史文献，对它们进行整理、编目、数字化、翻译、研究和出版，并通过网站、图书、展览及学术交流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些珍贵的文明记录。
让历史重新进入今天
我翻译欧洲人笔下的中国，不是为了借他人的眼睛替我们定义中国，而是为了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历史目光重新带回今天。
这些文字记录了世界如何认识中国，也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如何进入世界。
保存它们、整理它们、翻译它们、研究它们，不只是为了保存过去，更是为了恢复一场曾经发生、今天仍应继续的文明对话。
历史不应被遗忘在尘封的书页中。
当一本沉睡百年的古籍重新被人阅读，当一段被遗忘的历史重新进入公共视野，它便获得了新的生命。
这就是我推动“世界看中国”系列，也是我发起成立欧洲中国历史文献保护协会的初心。